例如，劳动保险部门制定的文化行政管理的规章涉及城建管理部门的权限，若在城建部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就设置了一些城建处罚的条款，这些条款就是超越权限的条款。

国务院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制定的规章与其职能权限有关。二是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

该条实质上从正面对行政规章越权问题作出了预防性规定，而且在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规章无效。理论层面上分析，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行政规章不适当地规定了域外事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规章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行政事务。只有具备相应外形的情况下才符合实在法的基本特性，因此，行政规章越权的第一要件便是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实在的行政规章的存在，若没有一个实在的行政规章的存在，行政规章越权也就无从谈起。在当今宪政制度之下国家权力各归其责，既不能有权力行使过程中的真空，又不能出现权力行使中的重叠。一则，行政规章越权具有隐蔽性，公众难以对行政规章的侵权进行合理判断。

在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大多局限在具体行政行为之中，即学者们所认为的行政违法是行政主体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而没有将行政违法放大到抽象行政行为中去[2]。事实上，绝大多数这样的规章都没有考虑相关部门的职权行使问题而被人民政府通过。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各种价值主张都能够在民主的程序中获得表达的机会，这种机制能够确保没有哪一个单一的价值体系能保持其长久的统治地位，因此它有助于维持所有价值的平等。

[2]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警告不绝于耳，司法审查之范围、依据以及方法之类的讨论一直是美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决定并选择他们所珍视的生活，他们对于何为有价值的人生的想法值得同等程度的尊重，任何人不能决定别人该有何种价值目标。在德沃金看来，法官应当根据原则来审理案件是国家对公民承担的一项义务，相应地，公民要求法官适用能最佳地论证整个法律制度历史的‘原则来对待的抽象权利。究其实质，乃是由于二者对于法官在宪法案件中所适用的法律认识上的不同造成的。

不仅每个字词的含义相互解释，而且这些字词作为一个整体也从它们被使用的那个环境中汲取意思。因此，伊利认为，程序主义的路径是司法审查权正当行使的基础，增强代议机构的代表性、监督政治程序的运作过程的责任无疑最适合由法院担当，法官是程序专家和政治局外人，比起其他政治官员，更适合对立法进行审查。

美国宪法整体而言，仍然堪称是一部关注结构问题的宪法。众所周知，与立法机构相比，司法机构的决定需要符合较高程度的一致性要求。法律适用者又将法律规范与真实的个案相对应而得出具体判决结论。[6]但是，易于被人们忽视的是，代议机关决定实体价值问题的正当性有一个前提，即代议机关能够真正代表多数选民的意志。

在伊利所塑造的以立法机关为核心的程序性民主观之下，司法机关全无处理价值问题的能力，而只负责辅助性的监督代议机关。代议民主程序本身并非民主的全部，甚至并非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它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但是由于在多数决规则的影响下，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极有可能因保护多数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而被不当地牺牲，捍卫个人权利的重任最终只能由法院来担当。（二）程序性民主观与实质性民主观民主立法的合宪性问题是宪法解释理论的终极关怀所在。这是一种以立法机关为重心的权力分配模式，为了保障立法权由代议机关垄断，伊利极力反对授权行政立法。

王蕾，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注释】[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9页以下。[23]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55.[24]Ronald Dworkin,A Matter of Principle, Clarendon Press, 1986, p. 171.[25]Joseph Raz,Professor Dworkins Theory of Rights, in Political Studies, 1978，Vol. 26.[26]参见前引[24]，p. 197.[27]宪法解释应遵循中立原则最早由威克斯勒教授提出，这一观点在美国宪法解释领域影响深远。

针对孤立而对外隔绝的少数所形成的偏见，是否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状况，极为可能严重削弱和少数保障紧密相关的政治过程的运作，因而相对而言也需要比较缜密严格的司法审查。这种王牌权利确保公民在一个由多数人说了算的民主社会里仍然具有政治和道德上的独立性。

[14]这里的一般性思想原则不是实质的价值原则，而是伊利所谓的大写的程序—民主的运作程序。虽然伊利在其理论阐述过程中并没有具体说明其对于法律的理解，但是，从其相关的论述当中不难看出，伊利所理解的、可为法官所适用的法律是一种隐含在法律文件当中的客观规范，它不依赖于解释主体而存在，并可通过体系性的解释方法得到发现。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实践上，选举程序均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机制，没有任何事物最终能够贬抑选举程序这项核心制度的重要性。[28]事实上，正是伊利和德沃金在价值客观性问题上的不同认知，直接导致了二者对于平等原则和民主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宪法解释方法、路径上的差异。具体来说，当面临一个缺乏明确可适用的规则的宪法案件时，法官可以首先从某一个道德立场出发推导出一个价值原则，然后用这个原则去解释过去此类案件中的一切判例，若能解释得通，即证明这个道德原则是既有制度所固有的，法官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之适用于当前的案件。在探索这一问题过程中，代议机构与司法机构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是任何宪法解释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现实的民主制度运行过程中，投票者难免会因单纯的不喜欢某一种与自己不同的偏好而投反对票（external preference），而并非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internal preference）。于是，一项权利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它被要求将其适用于每一个享有此权利的个人，而政策无此要求。

[29]参见Ronald Dworkin, Objectivity and Truth: Youd Better Believe It,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No. 2.(1996)，pp. 87—139.[30][美]达尔：《论民主》，林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9页。实质代表的理念最初用来指称在殖民地没有投票权的人的利益可以被在英国具有类似地位的有投票权的人来代表，因为投票者所通过的法律同样适用于自己这一古老观念，被伊利用来指称在代议政治中参与的有效性。

[4]而且可能更糟糕的结果是，法官个人的价值选择将是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因此，建构性的诠释其实包括两个检验门槛：一是制度性的，即能够解释得通最多数量的既往案件。

这是美国学界在探讨妥当的司法审查方法时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虽然每一个宪法条文的射程范围都是有限的，但是，无疑地，每一个宪法条文都要求我们为它们注入未见于宪法文件的内容。因此，如果贵国的宪法已经使其他地方的法律成为政治，那么，这样做就要冒着使你们的法院政治化的风险。对于伊利来说，价值判断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理性基础，它完全源自于个人的主观偏好，因此，只能通过意志强加而无法通过理性论证。

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有时候恰恰违反了这一原则。既然价值问题不具有任何客观性，无法通过推理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答案，它自然不适合由法官来处理，法官应该在各种价值选择面前保持中立，各种价值都应得到平等的尊重。

例如，我相信奴隶制度在现代世界的情境下是不正义的，我认为我对此观点已经提出论断，虽然我明白我的看法可能会受到挑战，但我只能诉诸我的信念，而对这些信念我也无法再提出进一步的论证。前者是形式上的参与机会，后者是实质上的参与机会。

这项权利来自于一个文明社会对正义的共识。因此，以德沃金的实质性民主观观之，传统的权力配置模式被打破，司法机关的功能与作用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司法机关至少已经成为民主的核心机构之一

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就应该有严格的规定。2001年9月,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随后开始清理行政审批项目。这一条例对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9年12月16日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的草案专家研讨座谈会。

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公民对政府信息享有知情权,政府有发布信息的义务。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研究所所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该草案经过几次修改,将原先分散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各种应急规定进行了整合统一。

有了这部法律,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基本纳入了法治轨道。我当时还呼吁,草案应强调提高公民的自救意识和能力。